这种论调当然并不新鲜。在我国，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内的文学名著，几乎无一例外，问世之后，都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控以“诲盗诲淫”的罪名遭到禁毁的经历，它们的作者也总是被卫道士们诅咒死后进拔舌地狱，或者杜撰出他们子孙遭到报应的情节。民间也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说法。近些年，我们不时会听到一些声音，提出删去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涉嫌暴力的名著片段的提案或观点的新闻。
但是，像刘再复这样曾经位居清要的文学史名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杂志主编），专门写书表达对文学名著的恐惧感，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其危言耸听的程度，远超封建朝廷和卫道士，却是相当罕见的。
上自朝廷、文学史名家，下至里巷、草根庶民，普遍存在的文学名著恐惧感，其实无异于杞人忧天。这里举两个显而易见的证据，或者说经验。一个是历史的经验。反人性、反道德的行为，从未间断过。蔑视生命、蔑视妇女、蔑视孩子，嗜斗、嗜杀、嗜血……的事情，随时随地在发生着。另一个是个体阅读的经验。有谁曾见过一个天性质朴简单的人，因为读了《三国演义》，变成奸诈的权谋家的吗？有谁见过一个性情懦弱平和的人，因为读了《水浒传》，变成嗜血暴徒的吗？文学名著若是有那样的作用，军校警院只开设文学名著阅读课就足够了。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对文学名著怀有恐惧感呢？
第一个是过高估计了文学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力。文学会对人的思想情感有所影响，但影响是相当有限的。首先是影响的时间往往不会持久。初中时如痴如醉的某部作品，到了高中，可能已不屑一顾。其次是影响的范围有严格限制。无风险、低成本的事情上可能会有影响（比如说随地吐痰，随意横穿马路，托人情走后门），高风险、大成本的事情，只要头脑正常，一般是不会有影响的。看了《三国演义》，便去效法典韦赤膊上阵，看了《水浒传》便学武松去赤手空拳打虎，这样的人堪称奇葩，死不足惜。只有涉世不深的文艺青年和唐·吉诃德式的二货，才会对文学的影响力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看了几页武侠小说，便可以身怀绝技，纵横江湖，实现经世济民的宏大理想。鲁迅1927年应邀到黄埔军校作演讲，一上来就说，文学是最没有力量的人讲的，真正有力量的人并不开口，就开枪。鲁迅讲的是实情。
第二个是忘记了人生社会的复杂性。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刹那，可能会血脉贲张，大义凛然，浑身是胆。但是，绝大部分人会在放下书本的瞬息之间，心跳平复，血液冷却，义气消退，畏首畏尾……依然故我。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文学，还有政治、法律、军事，还有枪炮、刀剑、拳头，还有情感、饮食、家庭。种种的局限、羁绊、制约，足以将文学的影响力抵消殆尽。一般情况下，文学读者的勇气，只限于大雪天关起门，在自己家里读读禁书，如此而已。读了几本书，就敢去干掉脑袋的事情的人，多半是不读书也会去干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万骨之中，大多数是不读书的穷苦之骨。而且，古语也还有一句“刘项从来不读书”。
第三个是忽略了文学的特性。关于文学，我认为可以借用革命导师关于宗教的定义：人民的精神鸦片。所谓人民，即身居下流之社会弱势群。鸦片者，毒品也。直白地说，文学得有一定的毒性，得具有令人上瘾的魔力，能予人以超乎现实、脱离苦难的幻觉。因此，既不能是白开水，也不能是红糖水。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名著很容易被朝廷控以“诲盗诲淫”罪名，被卫道士目为“怪力乱神”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文学名著是因人民的心理慰藉需要而产生，是由人民群众认定、评选出来的东西，不同于朝廷机构和御用文人评选出来的“某某文学奖”。可以肯定，如果由朝廷机构评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是进不了“文学名著”榜单的，高居榜单的一定是《荡寇志》《玉娇梨》之类。
话说回来，鸦片也不过是鸦片，短时间里麻醉、幻觉上满足一下人民而已。不要说洪水猛兽，连投枪匕首也只是一种比喻、夸张的说法。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说成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不是庸人自扰，便是别有用心，比如说，捧杀文学。这是一件需要辨明、提防的事情。（作者：丁启阵 古代文学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