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儒学的批判，替代了对于儒学的解读。在那种背景下，一些为儒学辩护的学者认为，儒学原本是好东西，其中 不好的东西都是由于后世儒家学者，比如董仲舒、郑玄、朱熹等所附加的。这种说法一直影响至今，并且有可能是当今提出所谓“回到原典”的依据之一。
学术研究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学术的倒退。经典之所以不是“死的东西”，是因为它经历了 后来的学者不断的诠释，而能够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回到原典”首先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就无法真正回到原典。因此，研读儒家经典，首先要研 读前辈儒学大家对于儒学经典的诠释和发明。不读《十三经注疏》、不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仅凭个人一鳞半爪的知识基础去解读儒学经典，并自以为有所“创 新”，除了低水平的重复和“喧嚣”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今天的学者大都是在对儒学的几近颠倒黑白的解读中成长起来。然而不可否认，即使在民国时期那样的背景下，也不乏有学者以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诠 释儒学经典，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今天有些学者在解读儒学经典中的所谓“创新”，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过那个时代。
不少学者抱怨出不了学术大师。问题是，学术大师的出现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只是“回到原典”。学术是一代一代学者通过学术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对学术的不尊重，更不可能成就能够超越董仲舒、郑玄、朱熹的学术大师。
在“回到原典”口号的引导下，不少年轻学子开始直接研读儒家经典。那种面对“四书”、“五经”时几近茫然而故作精神的诵读，或是目空一切而 自以为是的解释，构成了“国学热”。这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喜是忧，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回到原典”不是单纯地直接地面对原典，而应当是“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到原典”，又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华，并以之为基础。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