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绚隆先生说，多年前他做过两套书，试图在古典文学和当代生活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联。
一套书是请王蒙、李国文、刘心武等作家来写古代题材，“结果失败了，只有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卖得不错。”然后他又想试试做得更“专业”些，请大学教授写通俗作品，做了一套《漫说丛书》，包括《漫说红楼》、《漫说三国》、《漫说水浒》等八册，“除了个别书，多数作品都写得比较板。”
普及古典文学一直是人文社的传统，四大名著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影响深远。而这些年来周绚隆先生对于普及层面的书该怎么做，感到有些困惑。“《百家讲坛》红了以后，有好多媒体来采访让我们谈观感。我是五味杂陈，现在这个时代，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百家讲坛》走红的人，讲的都不是自己的专业，可能正是因为不专业，就可以放开了讲。我们做出版，努力过多次都不成功，后来就想，可能我们做得还是太文学了。”
在他看来，走红的安意如作品，也不过是借古典的外壳抒自己的感想。那么，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引导读者真正进入古典文学的新型写作呢？“诗词鉴赏已经滥了，没有新的方式来写。现在的学术环境也不鼓励创造，教授们的学术文章越写越八股，
让他们放松可难受了。另一方面，社会上放得松的人，又什么都敢说。”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周绚隆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80年代，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两张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颠来倒去，最后弄得千人一面。到90年代，西方理论进来，这种路子就被抛弃了。“90年代以来，我觉得古典文学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文献上，文献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文献之外也有好的研究，但多数非常专，比如文学史上一些环节，某个诗社的构成之类的。而对于文学的精神层面，包括普及层面、古典文学的当代性方面都做得不够，因为这些东西很难做成专业论文发表。高校的评判机制，让大家都往专业里做，越做越小众。”他觉得，还是要把古典文学“放到历史里，放到生活里去看”。
“如今国家重视传统文化，在古籍整理等方面也加大了投入，但是在大众文化普及层面则投入得不够。我们做古典文学，也很想在学术之外做点什么，看看究竟能不能对大家的精神世界有点实际的帮助。”周绚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