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今天，傅璇琮先生应邀来和我们举行座谈，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傅先生对唐代文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都是很有份量的著作。现在，傅先生正和其他同志合作搞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的笺证，已接近完成，对今后研究唐代诗人将有很大帮助。今天的中心议题，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傅先生在去年《文史知识》第十二期和《书品》第四期上已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好的看法。前几天傅先生参加了杭州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今天也能给我们带来新的信息。
傅璇琮：我先开个头，抛砖引玉。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近十年来的成绩很大，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文革前十七年所不能比的。但大家对目前的研究状况还是不满足，这说明我们研究的立足点比较高了。大家感到，过去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较单一，现在应多样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不满足，好像还受到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界近年来有“史学危机”的说法。什么是“史学危机”?似乎也不很明确。历史学这些年来几乎走了“之”字形。“四人帮”时期搞儒法斗争，影射史学，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对历史研究有一种不信任感。“四人帮”粉碎后，大家认为应该把史学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要把研究直接同现实、同政治结合得那么紧。应当讲，这在当时是对“四人帮”政治路线的批判，是拨乱反正。因此在197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历史研究大多从史料本身出发阐述一些问题。后来，有些同志感到这样的研究脱离现实，提出史学研究如何为四化、为现实生活服务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回到“四人帮”那条路上去，因为政治思想基础不一样了。但“史学危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而且也影响到古典文学的研究。我们的古代研究，包括对文、史、哲的研究，同现实的关系怎么摆？以前有过不少教训，我个人认为，不能非常直接地同现实联系。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研究方法应多样化。国外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应当进行。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还应当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特别是五四以来我国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治学的方法和经验。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重大时期。政治上，由于马列主义的传播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术上，这种交融产生了一批极有成就的学者，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陈寅恪等，这一时代、这批学者是值得研究的。比如闻一多先生，他研究古典文学能从大处着眼，而又做得很细。如《楚辞校补》，他从训诂学方面入手，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对《九歌》的研究，则是结合了楚文化进行的。用现代术语说，即宏观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