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一辈作家中，见面聊文学、聊写作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但很少有人会聊古诗词、聊典籍，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化对他们而言充满了陌生和隔阂感。在书写方式、表达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换代的当下，古典文学在年轻人群中的生命力何在？“古典文化为我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支点，一个灵魂深处的故乡。我并不喜欢这样略嫌矫情的表述，但的的确确，没有那些汉字、成语和诗词，我会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我。我从心里热爱它们，愿意一辈子和它们痴缠在一起。”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年轻作家彭敏如是说。
彭敏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不久前诞生的第二届中国成语大会年度总冠军，以及再之前第三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媒体竞赛团年度总冠军。谈及这两个奖项，他只是轻描淡写：“其实也没什么，平日积累而已。”
彭敏的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子：幼时家境拮据，没钱买书，就到处偷书看，趁老师不在，顺走桌上或书柜里的书，央求校长的儿子偷来图书馆钥匙来满足自己的“饕餮”之欲，从《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起，他阅读了大量的诗词和古文、骈文作品，积累了大量汉字和汉语词汇的用法，尤其喜欢背诵古文里的各种注释。考入北京大学后，彭敏历获北大校园原创小说大赛一等奖、原创诗词大赛最佳原创奖、未名诗歌奖、王默人小说奖一等奖等，堪称中文系历史上的全满贯。———有意思的是，他并未选择从小钟爱的古代文学作为专业，而是选择了当代文学，后又进入《诗刊》社工作多年。在骨子里，彭敏似乎并不希望自己单纯是个读书人，而更乐意成为写作者：“我从小想读中文系，就是因为想当作家，对于学术研究，我至今仍然没入过门。如果当时读了古典文学，我现在大概会是一个蹩脚的学者吧。虽然我当作家也没当好，但蹩脚的作家总是会比蹩脚的学者得到更多的宽容。”
在北大，彭敏被称为“万能文艺青年”，除了渊博的古典文学知识，诗词、诗歌、小说创作以外，他学会了笛子、古筝、小提琴、吉他四种乐器，毕业后又曾一度想创业而研究金融证券和期货市场。在许多人对他的精力和天赋秉异的学习能力表示赞叹时，彭敏却说，要开始为人生做减法：“我三十三了，希望抛弃那些小聪明、小才艺，多培养大眼界、大格局。从2002年上大学直到现在的这十多年时间里，我逐渐发现，终有所成的不是当年那些貌似多才多艺上蹿下跳的人，而是专心致志惟精惟一的人。多才多艺的人，只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却没考虑到长远的发展。最终，会的东西很多，却没有一样真正沉潜下去，浑身都是三脚猫功夫，却没有一样能持之为业，奋发终身。关于这点，荀子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滕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
他的选择，也许就是写作。2015年，他陆续在《人民文学》《西湖》《北京文学》《创作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作品，并于近期推出了散文集《被嘲笑过的梦想，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发光》，讲述自己这些年来的成长历程，呈现一个逐渐打开的内心世界。与许多三十而立的年轻作家一样，彭敏仍在路上，并在越来越丰富的人生阅历中迅速成长，向着他心中清晰的前路——“成语大会对我来说很可能不止是一种经历，它会为我开启一扇大门，为我展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今后的人生大概都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和电视行业纠缠在一起。我的生活也会因此而摆脱从前那种画地为牢的状态，变得更有开放性，能够向诸多事物大幅度地敞开。”
记者：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被嘲笑过的梦想，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发光》中，你写到了许多自己的故事，也含有许多励志的成分。在我看来，这个作品更大的意义似乎在乎帮助你逐渐梳理了自己的来路，以及看清自己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彭敏：你看得很准，这本书的确有在通过回顾过去而瞻望未来。尤其能清晰地看到过去的我和眼下的我在心灵结构和精神指向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生命轨迹。每个人大概都有一段激烈而艰辛地探索自我不断重塑自我的过程，然后从某个阶段开始逐渐定型，不再发生大的异变。我的这种自我探索，我觉得差不多已经度过了狂飙突进期，而进入平流缓进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裂变，自我不再随风摇曳，而变得坚实沉稳。
记者：从近两年集中开始发表小说，而之前你所获的许多文学奖项多是因诗歌而得，为什么会从诗歌转向小说？对你来说这两种文学载体各自意味着什么？
彭敏：其实并不是。我在研究生阶段开始尝试小说写作，当时就获得过北大两个小说奖的一等奖，我的诗歌写作也基本是在那个时候停工的。诗歌填充了我孤独的大学时光，但对我所渴望的幸福却毫无裨益。也许有人要说幸福是内在的，那我只能坦率承认像我这样想通过外在事物来追求幸福，的确暴露出了自我的弱小。总而言之，从写诗到写小说，或许可以算作一种穷则思变，是探索人生出路的过程中一次自然而然的转向。无论诗还是小说，出现且驻足于我的人生，都是生活环境和我个人秉性碰撞后所造就的偶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有本诗集叫《天真与经验之歌》。对我来说，诗大概要算我的“天真”，小说则属于“经验”。诗传达的是主观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想象，小说则敦促我更加细致更加逻辑化地去研究这个社会和社会上的人。
记者：在2015年集中发表的多篇短篇小说中，有评论者认为你的书写仍拥有一种青春期写作的征候，对此你是否认可？
彭敏：认可。我所调动的生活经验，我在小说中处理的问题、塑造的人物，都带着比较强烈的青春期写作的征候。这可能和人的性格、心理、生活状态有关，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作家，很多都已经结婚生子，进入到家庭生活和伦理责任的正轨，而我还在一个人过独居的日子。生活对我来说是滞后于别人的，很多别人习以为常的经验和人际关系，对我来说还很遥远很陌生。我思考问题认知世界的出发点，包括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动力，都还带着鲜明的青春期特征。
记者：从《那时花开》《我的同桌李梅英》到《阿细上城》，你的小说创作中充满对于城乡经验的审视和思考，对于包括你在内的年轻一代作家而言，城乡已不再是相互矛盾和敌对，而在很大程度上彼此融合、彼此消解，在你看来，这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和最值得书写的地方在哪里？
彭敏：审视和思考城乡经验，在中国当代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如何跳出堆积如山的窠臼，避开别人嚼烂的经验和观念，是这类写作最难解决的问题。在我租房的地方有一位北京土著老太太，每次在楼道里碰到她都会抓着我聊天。她一边用居高临下的视线同情我进京打拼的不易，又不时会流露出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她觉得我们乡下人这些年来几乎是从他们手中占领了北京城，尽管他们家还住着精装公寓，她的儿子辈的年轻人在职场竞争中却完全丧失了和外来的乡下人一较雌雄的能力。她的儿子和好几个侄儿侄女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要不就是在小公司瞎混日子。在城乡融合消解的过程中，“城里人”和“乡下人”双方所经受的心灵震荡和灵魂变异，在我看来是最值得书写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乡下人会付出身心的代价，城里人也会遭受精神的冲击，而后者在我们以往的文学书写中较少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