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
《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与袁中郎之弟袁小修亦有密切的关系。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号泛凫，公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南京吏部郎中。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第979条。
袁小修的这一段日记，区区二百五十字，然而对研究《金瓶梅》的早期面貌、早期流传等诸多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
如果说，万历二十三年，袁中郎致董思白书透露了《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的话，那么袁小修日记中“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的话，为我们透露了《金瓶梅》早期流传的第二个信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这个信息的出现到底在什么时间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考证都是有问题的。笔者首先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
法国学者雷威尔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认为：“从中道1614年的日记《游居柿录》中说他于1598年看到半部小说用的‘一半’原稿。”转引自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附录。1598年是万历二十六年戊戌。这就是说，按照雷威尔先生的看法，袁小修第一次看到半部《金瓶梅》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亦持此说。他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指出：“小修从中郎真州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而大陆学者对这个问题几乎还没有加以考证。笔者认为，袁小修从中郎真州所见《金瓶梅》之半的时间，当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而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袁中郎侨寓真州的时间。
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中郎在京谒选，授吴县令。二十三年二月离京赴吴，三月到任袁中郎：《瓶花斋集·告病疏》中郎在任两年，“公为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县大治。宰相申公时行闻而叹曰：‘二百年来无此令矣。’”《公安县志·袁宏道传》。“二十五年正月内因病乞恩，改授教职。二十六年四月内授顺天府教授”袁中郎：《瓶花斋集·告病疏》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中郎曾侨寓真州。具体讲，万历二十五年初，中郎力辞县令，春即解官去职，暂居无锡。此年三月即与友人江进之等游历无锡惠山，杭州西湖，天目诸名胜。回无锡后不久即侨寓真州。
袁氏《解脱集》尺牍中，有一封致华中翰的信。华中翰即华士标，字之台，无锡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典籍，后至刑部郎中。华中翰是中郎止无锡之居停主人。是信曰：
一别三月，往返二千余里。家属居尊宅若家，不肖望梁溪若乡。贾岛云：“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不免有牢骚意。若仆则乐之矣。……但此地去苏太近，今回亦不可久，便欲移之瓜步矣。
此书告诉我们，中郎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游览东南名胜达三个月之久，并言称“今回亦不可久，便欲移之瓜步矣”.说明他意欲随即从无锡移居瓜步。瓜步镇，在江苏六合东南瓜步山下，距真州不远。从此信推测，中郎回无锡的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五年六七月间。《解脱集》尺牍中还有致吴敦之书曰：
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山行殆二千余里。
此又一确证，证明中郎于万历二十五年夏天，已由越返吴，回到了无锡。回无锡后不久，中郎即发舟移居真州。《解脱集》尺牍中有致江进之书曰：“初一日从无锡发舟，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矣。”这个“初一日”,从中郎前后行迹推测，只可能是六月初一或七月初一。中郎到达真州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他给江进之的另一封信中知道，是年盛夏，中郎已在真州。此信曰：
弟暂栖真州城中，房子宽阔可住。弟平生好楼居，今所居房，有楼三间，高爽而净，东西南北，风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为友，江上柳下，时时纳凉赋诗享人间不肯享之福……
季宣为李柷，字季宣，号青莲，万历元年举人，曾任知县，能诗文。中郎与季宣在真州“江上柳下，时时纳凉赋诗”,足证万历二十五年盛夏，中郎已侨居真州（今江苏仪征）。中郎在真州大约住了半年时间，其间还去过扬州、南京栖霞山等地游览。中郎《瓶花斋集》中有诗一首，题为：《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诸词客邀余及洪子崖知县踏青真州东郊，以云霞梅柳句为韵，余得度字》。此诗证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元日，中郎还继续寓居真州。袁小修：《吏部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曰：“戊戌，伯修以字趣先生（中郎）入都，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这就是中郎离开真州去京的原因。袁中郎《瓶花斋集》诗《广陵别景升小修》云：“搔头几日见新丝，二月河桥上马时。”此可证中郎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在扬州告别小修，启程赴京。根据以上考证，我认为，中郎侨寓真州的时间是从万历二十五年夏到万历二十六年二月。袁小修所说的“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的时间，也只可能在这七八个月中间。
但是，这段时间是跨年度的。雷威尔等先生认为小修从中郎真州是万历二十六年，而笔者认为是万历二十五年。这就必须作进一步考证。下面我们看看小修自己的说法。
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202条：
戊戌，予居真州，淑正来，因数聚首，时真州有老友侯师之，名维垣，亦好客……真州城空，其西北多种桃，桃花盛开，与二老日日往游……，凡半年而别。
同书同卷，213条：
移居潘季友空宅，与张白榆邻，即张旧宅也。戊戌年，中郎以病改吴令，入补官，寄家此地（指真州），予亦客焉。僦张氏之宅以居，自正月至七月始入都。当时读书饮燕之处，宛然如故，而计其期已十二年矣。
这两段文字系袁小修在万历三十七年所写的日记，时隔十二载旧地重游，记忆犹新。“戊戌，予居真州”,“戊戌年，中郎……寄家此地，予亦客焉”,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万历二十六年戊戌，袁小修在真州，其时桃花盛开。又言“自正月至七月始入都”,可见袁小修足足住了半年。这可谓是雷威尔、魏子云说的强有力的佐证。而且，我也认为，袁小修的记忆是正确的。但是只要细细推敲，问题就出现了。据前所考，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已离真州，在扬州别小修而去了北京。这就是说，袁中郎离开真州后，袁小修反去真州住了半年。那么这是不是袁小修所说的“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的这一次呢？我认为不是的。因为只有小修跟随中郎一起寓真州，才能称得上“从中郎真州”.在这段日记中，小修只说“予居真州”,“予亦客焉”,而没有说同中郎一起在真州。从这两段日记也能看出，此时中郎已不在真州。213条曰：“戊戌年，中郎以病改吴令，入补官，寄家此地，予亦客焉”.这句话十分重要，它说明两个问题：一、 小修去真州时，中郎已进京“入补官”,就选，授顺天府教授去了。二、 中郎虽去北京，家眷却仍寄真州。小修去真州照料中郎的眷属，这就是为什么中郎离开真州，小修却反去真州的原因。如果说这一层意思，在这段日记中小修还说得不够明确的话，再请看同书同卷，220条：
戊戌，中郎改官，入补顺天教官，时眷属寓真州，予送眷属入京，即入国学肄业。
这下可说是真相大白了。联系以上所引的213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万历二十六年二月，袁中郎进京入补官，袁小修去真州照顾其眷属。七月始送中郎眷属进京。在此期间，小修与中郎，南北长相望，可以说与“从中郎真州，得此书之半”之时之事，谬不相涉。因此，以上三段小修的日记，虽都讲到戊戌年居真州事，但都不能成为雷威尔、魏子云先生的“袁小修得半部《金瓶梅》是万历二十六年”之说的佐证。雷、魏之说亦就不能成立。
那么，我所提出的万历二十五年说有没有根据？我认为根据是非常充足的。请看《游居柿录》卷三，207条：
是日，得方子公讣。子公名文，新安人……子公困极，……至吴见中郎，中郎留之衙舍。退食之暇与弈，稍分俸给之，得金即以治衣裘，市冶童，招客饮，不数月又贫矣。然中郎终怜其人质直无他肠，自丁酉春解官，凡游历皆与俱。……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与子公聚甚洽，后同入都。
这是一个铁证。袁小修讲得很清楚。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依中郎于真州”,与“从中郎真州”完全是一个意思。袁小修的这段记载，我们还可以与中郎的诗文相印证。小修说，中郎“自丁酉春解官”,中郎在《告病疏》中说：“（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因病乞恩，改授教职。”袁中郎：《瓶花斋集》。记载完全一致。小修说：“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根据上面的考证，中郎于万历二十五年夏到二十六年二月期间侨寓真州。两者又相吻合。小修“依中郎于真州”,在中郎的诗作中也有记载。中郎诗《喜小修至》云：
匹马西风客，青衫远道人。倾觞三日语，洗面一升尘，发箧探家信，呼儿换葛巾。颜肥兼耳阔，失意几曾嗔。
其二
家事若蚕丝，细听无了期。某山今旷废，何仆最顽痴。貌争肥瘦，谭心校髓皮。因勘对病药，第一是随时。袁中郎：《广陵集》。
又《与小修夜话忆伯修》诗云：
羁客观人世，孤云信此生。长兄官自达，小弟学无成。买酒思灯市，踏花忆贯城。飞沙没马首，怕不御街行。
两诗说明，中郎满腔热情地迎接小修来到真州，兴趣盎然地听小修谈论家乡之事，并赞扬小修：“颜肥兼耳阔，失意几曾嗔”.与小修所言：“丁酉，予又下第”相一致。“长兄官自达，小弟学无成”,又证明《与小修夜话忆伯修》诗写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八月以后（长兄即袁宏道，丁酉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其时中郎确在真州。
上述考证已充分证明，袁小修“从中郎真州”必然在万历二十五年下半年（八月以后），而不可能如雷威尔等先生所言的万历二十六年。这就是小修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梅瓶》的确切时间，也就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我们所考知的《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二个信息出现的确切时间。
袁小修日记还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非伪托的佐证。这就间接地证明了《金瓶梅》抄本传世最早的确切的年代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
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对袁中郎致董思白书的真伪问题有怀疑。我在《袁中郎与〈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一文中已说明：袁小修编的《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卷（万历四十七年刊于徽州）中确有袁中郎致董思白书。除此之外，我认为袁小修日记亦确切地证明了中郎致董思白书的可靠性。小修日记讲到，万历二十五年他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瓶梅》前，就已听董思白谈到过《金瓶梅》，这就表明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云，中郎的半部《金瓶梅》来源于董思白是可靠的。此为一。小修日记讲到，他从中郎真州，见到的《金瓶梅》只是半部，这就证明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云：“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之语确是事实。此为二。从时间、地点上来考察，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说在吴县令任期间得到《金瓶梅》，时间是万历二十三年，而小修从中郎真州，见到《金瓶梅》是万历二十五年。袁中郎从万历二十五年春辞吴县令职后，是年盛夏已侨居真州。我们从小修日记并参以中郎行迹，可以确认中郎在吴县令任内得到《金瓶梅》之说是可信的。此为三。由此可见，《金瓶梅》抄本的早期流传情况是：万历二十三年，中郎从董思白处得到了抄本，这是目前所确知的《金瓶梅》抄本传世的最早年代。嗣后，万历二十五年袁小修从中郎处又见到这个抄本。这个抄本传世时仅只数卷（或称半部），而非全帙。这就是袁小修日记所透露给我们的《金瓶梅》最初流传的重要史实。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
